天伦之乐

【博主按】克服腰椎病痛，忙碌了大半年，拙著《“传媒下乡”的理与法》，就快要出版了。今天上午，我为小书写下了下面的前言。

一本书其实就是一份人生经历，一份心灵感悟，一份职业思索。我的这本小书也是如此。

出生在农村、学的是法律、干的是新闻，这份经历，让如今生活在都市中的我，深深怀念远方的故乡。每一次下乡采访，每一次回到农村，我总是在寻找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童年记忆。很幸运，多年以后，即便是走在异乡农村，我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熟悉的微笑与感动。有的时候，我也对变迁中的农村做一些出于专业、出于职业的思考。

或许，这就是人生中说不清楚的缘分。当恩师李功国先生把“农民、传媒、法律”几个关键词列为我写作的选题的时候，我顿时热血沸腾。李先生治学40多年，其人格其学养，令人仰止。如今，先生年届古稀，仍激情不改，学术常青。从这个独创性的选题里，足见先生深邃的智慧。而对我来说，能在先生的指导下，对自己的农村情怀做一次梳理，实在是幸运。

最终，我把书名定为《“传媒下乡”的理与法》，并开始了艰难的写作。当前，农村研究已是显学，不少学者在农村与传媒问题上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就。然而，同时涉及“农民、传媒、法律”这三个关键词的研究很少，加上国内新闻立法上的滞后，给本书的写作增加了很大难度。好在有众多有识之士为中国农村建设付出的艰辛努力，他们在农村的丰富而生动的探索、实践，让本书的写作成为一件快事。

这本书如果说有什么心得，就是把农村放在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，去考量农村、农民与传媒、法律的关系。书中呈现的，既有农村与传媒在历史上的若即若离，又有现实中的亲密“共舞”；既有传媒影响下我国农村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文化的变迁，也有农村、农民与现代传媒之间的磨合。其中，我重点着力探索的，就是在“传媒下乡”与依法治国双重背景下，农民、大众传媒以及农村建设者应该具有怎样的传媒法律理念。

可以说，写作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心中的读者不只是农民。对农民来说，通过这本书，会比较全面地了解如何面对还比较陌生的现代传媒，怎么有理有法地与媒体打交道。对大众传媒来说，书中关于传媒在农村“正效应”、“负效应”以及法律的论述，是一种责任与使命的警醒。同时，农村建设者可以据此更加善于运用现代传媒服务农民、发展农村。

在这本书里，我把大量的笔墨放在农民的权利上。无疑，我们正处在一个追求权利、实现权利、崇尚权利的时代。农民、传媒、法律之间，最核心的也就是“权利”二字。为此，我详尽论述了与广大农民密切相关的权利，如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、肖像权等。在写作农民表达权的时候，我很有感触地说了下面的两段话：

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农民被重视，被关怀，被怎么样、怎么样。只要有一个“被”字在，农民的权利就不可能是完整的权利。大众传媒有责任为农民提供平等表达的平台，有义务为农民提供充分表达的空间。

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找到所谓农民的“代言人”。只要有一个“代”字在，农民的表达就会被少数人垄断。不要迷信社会精英能为农民代言，也不要寄希望于新闻媒体为农民代言，只有每个农民都开辟自己的表达空间，才是真正的表达权。

其实，不仅仅只是表达权，农民的每一项合法权利，对农民生活，对农村发展，都十分重要。通过写这本书，我更加坚定地认识到了法治在解决“三农”问题中的突出作用。也正是如此，甘肃文化出版社的“农家书屋文库·法律系列图书”出版计划，实在是功德无量。

为此，我要感谢甘肃文化出版社、恩师李功国先生。同时，我也要把本书献给我的农民父母、我的农民亲人，献给我的妻子与女儿。是他们的关心、支持与爱，让我认真地对待这本书中的每一个字句。

当然，学识所限，错误肯定不少。我真诚地希望读者朋友能够提出您宝贵的批评意见，促我不断进步。

Random Posts